《“读史考工”三则》
“县”字掰开道古今
金文里有一字，曰“縣”，看了联想颇多。
“縣”字在西周金文里，最早篆书象形，县字左从木，右为树枝上系一个人头，看了有点令人毛骨悚然，细察，颇具肃穆之感。县字寓意为“悬挂”，縣字最终简化为县。而悬挂之意，与政治结构及直接隶属概念相关。“懸”字初现，明显为縣字加心衍生出来，其意有别于縣，独立表达垂系之原义。
央视《金石探文明》节目，展示出土文物青铜礼器“秦公镈”，镈下方铸135字。追述了秦襄公、文公、静公、宪公四位秦君功业。其中出现“宅赏受或（国）”字样，记载一段极其辉煌历史。秦长居西域，杂之与戎，长年征战无休；秦原来完全附庸于西周，至襄公，约公元前770至771年，戎狄进攻西周，周危，秦竭其力护周，秦襄公率秦军，打败了戎狄，并全程护送周平王，迁都洛阳。为褒扬秦之功绩，特封秦为诸侯，由此秦与中原齐、晋并立。
设立诸侯国以后，方有国之疆土概念，内部形成治理结构，始分县域，秦公镈虽无设县记载，正史《史记.秦本纪》出现“初县之”。“秦武公十年，（公元前688年），伐邽、冀戎，初县之”。又记“十一年，初县杜、郑”。 设县，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，告别了以城土分封的历史，建立了国家层级管理体制，县成为相对稳定的承上启下的治理机构。为以后秦统一六国，普遍推行郡县制奠定了的基础。此后封建社会直至近现代二、三千年，不管社会形态如何变化，行政建制体系始终保持县级设置。
在漫长的封建社会，朝代更替频仍，行政设置纷繁复杂，名谓也不断变化更新，县这一层级机构，包括官员命名为“县令”，基本不变，县令历史上一直作为朝廷命官，据说在皇帝之朝堂或寝宫，有全国县令名册。唐以降，全面实行科举制度以来，广大学子高中进士后，方有资格入仕为县令，封建社会一般将官阶分为“九品制”，县令列七品，位阶虽低，权力不小，掌地方钱粮、兵马、司法，具生杀大权。古人云: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将帅必发于卒伍”，说明县及县官地位非同一般。
直至如今，行政区划，无论如何分割整合，或改县为市，为区，然而县之建制，在中国行政体制中长期存在。据统计我国现在没县（包括区、县级市），县总数有三千个左右，县主官任命权属，由省管，部队建制也长期设团级，党政军此级别官员，统称“县团级”。说明县团设置，一直作为地方军队基层和前沿枢纽性机构。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工农商学兵集于一体，中央、省赋予县级行政治理，有较大灵活自主权力空间。 本人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曾在闽东山区一县长期主政，感觉类似一县之令，而较县令管事更多，责任亦更大。中央及各级党委对县域的发展事业，以及各项建设包括人才培养选拔，一以贯之高度关注重视，可见，县级建制在现代政治运行中的极端重要性。
田卡成稿于丙午之秋
“模范”溯源与引申
本人在央视一套，忘记何时哪一节目里，看到制作青铜器的模具，形象解读“模范”两字的起源，留下深刻印象，一直想就“模范”写点专题文字，阐述“模范”前世今生及其历史现实意义。
模是用陶土手工制作之模具，在“模”的基础上，再打造出“范”，简称外模内范，凸模凹范，模与范之空胸腔，即是浇注青铜液，按既定标准样式制作青铜器物，器物固定成型后，将模与范砸碎。古时每制作一件青铜器，要用相应新制的模与范，可见模是模，范为范，模范二字分别代表二种概念，并非以组词表达一个意思。以后“一模一样”，据说也源于此。东汉思想家王充《论衡.物势》中写道：“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，必模范为形，故作之也”；更早为西汉杨雄《法言.学行》云：“师者，人之模范也”，明确说明模范之引申意义。
进入现代，人们已逐渐淡忘或不知模范原义，仅熟知引申之义。而各个时代诸多领域典型人物，统称为模范人物。包括民族正义战争英雄亦冠之于模范。
时代召唤模范，崇尚英雄模范，是民族追求文明进步之象征与标志。
“模范”源于模具，引申为榜样，由陶土，变成血肉身躯，变成忠于信仰、追求真理的灵魂。
“模范”，制之不易，作为人物模范问世、且长久流传更难。需要全社会加以“敬重珍惜”，深度挖掘模范精神内核，文化根基，动员全社会传承赓续，广播宣扬，让“向上向善”基因，广泛深入人心，乃至作为光辉圣范和不朽丰碑，永远屹立于神州大地，真正融化于国人精神世界！
蔡尔申丙午暮秋于榕城郊野介居
作物勒工记之意义
看央视《中华考工记》系列节目，不断呈现“物勒工记”字样。此非简单之概念，而是揭示我国工业文明自古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印记，并且标识国人于制造业中高度认知，现代工业发展历史制度的传承赓续。
“物勒工记”始于二千多年前，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重要器件责任体现雏形；伊始之时仅凿刻物品所有者名讳，商周时代，青铜器，以及兵器制造等等，重要部件和工序主要环节，都要注明令（监造者）、冶（制作者）及质检者姓名，以便随时乃至长久追溯责任。出土发现秦时兵马俑，重要部位赫然刻有900多制作者姓名，官营手工业强制推行律令，无勒制作者姓名，官营监造责任者，明令将予以处罚，《礼记.月令》明确记载：“物勒工记，以考其诚，功有不当，必行其罪，必穷其情”，是我国最早流传追责体系制度核心逻辑，为日后责任体系以法令形式奠定了基础。
汉唐直至宋元，此方面责任体系从官营、逐步拓至私方作坊，乃至社会诸多领域。法律也不断完善，至明清时代达到一定高峰。在四川资阳曾发现清代民间宗祠建筑，把所有营建者名单列刻其上，说明“物勒工记”制度己广泛得到拓展。
作为契约标准，由中国制造，延续到智能制造，进入新时代，我国航空航天，尤其是动车的高度发达，“物勒工记”的理念，一直伴随着器件血脉，每列动车问世，内中13000之部件，都有新标识，尽管烙上形式及符号不断翻新，其初心与灵魂无丝毫改变。
联系史上全球制造业，精制之声誉，日、德长居前列。固然他国提倡并非“物勒工记”的概念，但精神却是高度契合。日本“刀工刻记”，师徒流派、鉴赏谱系，德国则建立行会自治，强制检验体系。这种类似我国“物勒工记”之制度设计，亦具有日、德两国的工业基础和社会文明基础，沿革至近现代，尽管在具体推行过程具体形式不断有所变化，而核心理念相当固化。
综观中外，东、西方制造业发展的轨迹，类似“物勒工记”设计，不断赋于各国时代烙印，由手工制造到智能制造，制造者自我约束规范和责任追溯机制，日趋完善，处处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芒，为迎接世界美好未来，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和不竭的源泉！
田卡成稿于丙午之秋
